矛尾鱼(拉蒂迈鱼),世界上现生的最古老的鱼类。这是一个真正可以被称为“活化石”的鱼类。它为科学工作者探索四足动物的起源。寻求从鱼到人的演化过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
  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属鲟形目,鲟科,鲟属。俗称:鳇鱼、鲟鱼、腊子、鲟鲨、鱣(《尔雅》)、鱣鲔……
  扬子鳄是我国特有的鳄类,也是世界上濒临绝灭的爬行动物之一。它的身体长约1.5-2米,不如非洲鳄和泰国鳄的体型那么巨大。扬子鳄的吻短钝,属短吻鳄的一种……
  体长2米,体重100~200千克。吻部狭长,约有30厘米,上下颔两边密排着130多棵圆锥形的牙齿,前额呈园形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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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中央研究院及自然历史博物馆成立经过

 

1924年11月,孙中山先生离开广州去北京,提出召开国民议会等主张,并拟设中央学术院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翌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病逝,设立中央学术院之事亦搁置。
1927年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5月,决定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
1927年7月,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条例》,规定“本院设立中央研究院”。具体设立理化实业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地质研究所、观象台四个研究机构。
1928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改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为国立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为院长。
1928年11月9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第一条规定“国立中央研究院直隶于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第二条规定国立中央研究院的任务是:一、实行科学研究;二、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第六条规定设如下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工程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天文研究所、气象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国文学研究所、考古学研究所、心理学研究所、教育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
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后,观象台分为天文研究所、气象研究所,均设于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分法制、民族、经济、社会四组,前二组设于南京,后二组设于上海;分理化实业研究所为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工程研究所,均设于上海;地质研究所设于上海,设历史语言研究所于广州,旋迁北平。1929年5月,心理研究所设于北平。
1929年1月,蔡元培为院长聘李四光、秉志、钱崇树、颜复礼、李济、过探先及钱天鹤七人,为博物馆筹备处筹备委员会委员,以钱天鹤为常务委员,筹备处设立于南京成贤街46号。当月30日,筹备委员会开会,决定博物馆定名为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由于筹备委员中有出国者,有病故者,当年7月,由院长改聘李四光、秉志、钱崇树、李济、王家楫及钱天鹤六人为筹备委员,仍以钱天鹤为常务委员。筹备过程中,通过职员名单、筹拟计划,装置标本,修建房屋,布置园场等项工作相继完成。至1930年1月筹备大致就绪,于是取消筹备处,由院长聘钱天鹤为主任,李四光、秉志、钱崇树、李济、王家楫为顾问,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式成立。
全馆由研+0 究、事务、顾问三部分组成,研究部分设动物组、植物组,每组由技师一人总其成。动物组技师方炳文,植物组技师秦仁昌。1932年8月,伍献文从法国归来,与方炳文共同担任动物组技师。
为符合《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自然历史博物馆于1934年7月1日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王家楫任所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迁至湖南南岳、广西阳朔、四川北碚。1944年分建为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王家楫任动物研究所所长。抗战胜利后,动物所由北碚迁至上海。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将前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的主体、部分植物所的研究人员及北平研究院的部分研究人员合并,于1950年组成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王家楫任所长,所址设在上海,1954年迁至武汉。

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科普工作

1928年4月,中央研究院派遣广西科学调查团,赴广西采集动植物标本,并调查地质及当地少数民族的风俗、人种等。半年之中,采得动物标本有哺乳动物40余种,290余头;鸟类330余种,1400余只;爬虫类50余种,200余只;两栖动物30余种,330余只;鱼类100余种,700余尾;无脊椎动物700种,5000余枚。另获得活动物猴、豹、豪猪等20余头。植物标本3400余号,3万余份,其中木本植物超过半数,其余为草本及蕨类植物等。地质及少数民族风俗、人种的调查也获得了丰富的材料。中央研究院认为必须聘请专家来从事研究,决定创办博物馆,作为研究和展览的机构和场所,于是便有了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成立。
博物馆不仅开展标本采集、研究工作,还建有陈列室和动物园,向公众进行科学普及宣传。据《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十九年度(1930年)报告》载:“本馆除研究国产动植物之分布及类别外,对于提倡生物学之研究,增加一般人民对于生物学之常识,唤起其研究之兴趣,素来甚为注意。故特辟陈列室两间,将历年在广西及四川两省所采集之动物标本,分类陈列,加以详细说明,俾阅者一览而知中国生物之丰富,及种类之奇特,油然而生研究之心。同时搜罗各地野生动物,豢养园中,使人民略知各种动物生活之状态,以补充其对于生物之常识。”
据《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参观规则》,动物园的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9:00-12:00,下午2:00-6:00;陈列馆的开放时间为每日上午9:00-12:00,下午2:00-5:00。个人参观者先到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位于南京成贤街57号,自然历史博物馆则位于成贤街46号,估计相邻不远)领取入门券,凭券参观;团体参观者则领取团体参观券。
从保存的两张照片可以看到,陈列室宽敞明亮,单层、双层及四层的陈列架中有浸制标本和剥制标本,一些大型的标本如猴、孔雀等则置于陈列架的上端,还有一具与真人大小一般的身着民族服装的瑶族妇女模型。据史料记载,1930年1月(即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式成立之时)至6月底,就有5万余人前来参观,平均每日约290人。1930年7月至1931年6月,参观人数为41164人,月均3425人。1931年秋因大水为患,博物馆被水淹达数月之久,参观暂停。1932年4月经整理重新开放,至6月共3个月的统计,参观人数达112858人,平均每日1250余人,可见公众对生物学的浓厚兴趣。
动物园还经常收到赠送的活动物。据记载,1931年收到雉鸡数只、狐狸1头,狗鱼2尾、闵猴1头、黄麂1头、鹰2只、刺猬3头、蛇1条,赠送者有大学教授、中学校长、中央监察委员等。可见国人对自然历史博物馆之关心,及博物馆开展科普宣传之功效。

一张珍贵的老照片

我所建所70周年庆典之际,每位同志都得到一册《水经新注 生命乐章》纪念文集。翻开图片部分,第一张就是反映我所历史的著名照片――1943年4月9日,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李约瑟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所长钱崇澍陪同下访问迁至四川重庆北碚的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时,与研究所同仁的合影。
这张珍贵的老照片是黎尚豪先生保存下来的。如今照片中人大都作古,我们特请83岁高龄的刘建康先生对照片作一回顾。
照片前排左起王家楫、钱崇澍、陈世骧、饶钦止、刘建康,第二排左起倪达书、李约瑟、杨平澜,第三排左起伍献文、单人骅、王志平、贺云鸾,第四排左起张孝威、吴颐元、徐凤早,最后一排左起黎尚豪、张灵江。
照片中共17人,除钱崇澍、李约瑟及王志平外,其他14人当时都在动植物研究所工作。
王家楫、伍献文、饶钦止、刘建康、黎尚豪、倪达书6位科学家的生平及事迹在《水经新注 生命乐章》一书中都有详细介绍,故不再赘述。
陈世骧是昆虫学家,后任中科院上海昆虫所、动物所研究员。杨平澜是陈世骧的学生,后任中科院上海昆虫所研究员。贺云鸾是陈世骧的助手。
徐凤早后任中科院上海昆虫所、实验生物所、生物物理所研究员。
张孝威是伍献文的学生,后在中科院青岛海洋所从事海洋鱼类研究。
单人骅后在江苏省植物所从事高等植物研究。
吴颐元、张灵江当时做切片工作。吴颐元后在湖北省黄冈地区水产局工作,张灵江后在水生所从事物资器材管理工作。
王家楫有位学生叫朱树屏,后任黄海水产所所长,当时出国留学。王志平是朱树屏的夫人。
钱崇澍是植物学家,当时担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所长。
李约瑟,英国人,生于1900年,英国剑桥大学博士,世界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和科技史学家,著有三卷本《化学胚胎学》和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英文原名约瑟夫·尼达姆(Joseph Needham),出于对中国道家始祖李耳(即老子)的崇敬,他以“李”为姓,把自己的英文名翻译成“李约瑟”。1942年,李约瑟受英国政府委派,参加文化科学协作代表团来到中国,并于当年秋天在重庆浮图关建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亲自担任馆长。中英科学合作馆向中国科学界提供了大量的仪器和化学试剂,并将6775册科技图书通过海路运到印度再中转空运来华,还将近200种英国科学工程和医学杂志复制成微缩胶卷运到中国,成为战时中国科学界的主要信息来源。1943年至1945年,李约瑟访问了近300个学术研究机构,足迹涉及云南、四川、贵州、山西、甘肃、广东、广西、福建等省,总行程超过2.5万公里,陆续写出9篇文章,结集《战时中国之科学》一书出版。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先后从南京辗转迁至湖南南岳、广西阳朔、四川北碚。这张珍贵的老照片,就是李约瑟在访问已迁至四川北碚的动植物研究所时所拍摄。李约瑟在《战时中国之科学》中记述他访问动植物研究所的一节里曾有如下文字:
“最大的科学中心是在一个小市镇上,叫作北碚,位于嘉陵江西岸。此镇所有科学团体与教育机关,不下十八所,其中大多数都很重要的。”
“起头要提到的为中央研究院动植物与气象两个研究所。动植物研究所在王家楫博士领导下,工作甚为紧张,约有二十位科学工作人员,专心致力于研究。王博士自己是一位著名的原生动物学家,他除任该研究所所长以外,还兼原生动物组组长。脊椎动物组组长为伍献文博士,他们都特殊地注重鱼类分类学,但也研究鱼类生态及生理学。例如张孝威正研究在山水急流中鱼(例如“爬岩鱼”)之生活适应问题,刘建康研究Paradise fish(四川的斗鱼)鳃中氯化物分泌细胞问题,及借鱼类管制蚊子幼虫问题等。陈世骧博士为昆虫学组组长,该组所进行之工作为昆虫分类学、生理学。饶钦止博士为一位藻类学家,担任植物学组组长。该组除研究淡水藻类外,还研究高等植物,尤其是伞形科植物之分类。”
“此研究所高踞嘉陵江上(西岸),环境清幽,其中工作人员甚形紧张。参观之人,欣羡之余,深觉其具有世界上最优良的实验室之研究空气。”
值得一提的是,李约瑟来动植物研究所访问时,正由刘建康担任翻译,随后他又成为《战时中国之科学》一书中文译本的两位译者之一。
照片中的王家楫、伍献文、钱崇澍于1948年遴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们3位和陈世骧于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刘建康、黎尚豪于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李约瑟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我国首次海洋科学考察

1950年后,水生所主要围绕淡水生态系统开展综合性的研究工作,而在1935 年,伍献文研究员还曾主持了我国首次海洋科学综合考察。1934年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即开始筹备中国沿海海洋渔业调查计划,后得到国民政府海军部协助,第三舰队司令谢稚周同意借用定海号军舰协助考察。1935年6月6日,伍献文研究员与气象研究所吕炯研究员、动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唐世凤及练习生共7人乘坐军舰从威海出发,工作区域南起青岛,北抵北戴河,西至大沽,东出庙岛海峡,共设31个工作站,平均每月航程1441海里。工作内容包括海洋学、渔业、气象及海产生物4个方面,具体考察了渤海湾及山东半岛沿岸的渔业资源,对海水的氯化物含量、酸碱度、硅化物含量等都有详细的测定数据和记录,整个工作至当年11月结束。后来因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考察工作未能继续进行,考察资料也未能得到全部整理,仅留下了《渤海湾及山东半岛之海洋与海洋生物之调查:一、通论(王家楫)二、海水之物理性(唐世凤)三、海水之化学性(伍献文、唐世凤)》3篇论文,但这次考察却是我国海洋科学研究的重要开端。
1946年4月下旬,黎尚豪曾乘坐军舰赴西沙群岛考察,采集藻类标本,并在西沙群岛林岛摄影留念。可惜目前尚未发现关于此次考察的具体经过和研究结果等史料。

自然历史博物馆诸位筹备委员简介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前身是1930年成立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为院长。时设天文、气象、社会科学、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历史语言等8个研究所。1929年1月,蔡元培院长聘李四光、秉志、钱崇树、颜复礼、李济、过探先、钱天鹤7人为博物馆筹备处筹备委员会委员,以钱天鹤为常务委员,筹备处设立于南京成贤街46号。当月30日,筹备委员会开会,决定博物馆定名为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由于筹备委员中有出国者,有病故者,当年7月,由院长改聘李四光、秉志、钱崇树、李济、王家楫及钱天鹤6人为筹备委员,仍以钱天鹤为常务委员。筹备过程中,通过职员名单、筹拟计划,装置标本,修建房屋,布置园场等项工作相继完成。至1930年1月筹备大致就绪,于是取消筹备处,由院长聘钱天鹤为主任,李四光、秉志、钱崇树、李济、王家楫为顾问,国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式成立。
参与自然历史博物馆筹备诸君,均为著名学者。前后8人中,5人出身清华。清华大学历经游美肄业馆(1909年)——清华学堂(1911年)——清华大学(1929年)阶段。秉志为清华1909级,钱崇树1910级,过探先1910级,钱天鹤1913级,李济1918级。1929年之前清华留美学农者60余人,对中国农业贡献突出,抗日战争前平均分布在全国20余处大学,中央大学之秉志和金陵大学之过探先,尤受人尊敬。秉志(1886-1965),康奈尔大学博士,为我国生物学界泰斗,培养人才甚多,创办我国第一个生物系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水生所的元老王家楫和伍献文均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受业于秉志,王、伍于1948年与秉志同期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55年再一次同期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钱崇树(1883-1965),芝加哥大学硕士,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所长。过探先,康奈尔大学硕士,中央大学教授,金陵大学农科主任,为我国农界泰斗。钱天鹤,康奈尔大学硕士,曾任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农林部次长。李济(1896-1979),哈佛大学博士,长于人类考古学。(以上参考《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苏云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4月第1版)李四光(1889-1971),地质学家,曾任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颜复礼?尚未查到相关资料。王家楫,详见水生所网页“研究所介绍·专家特写·显微镜下度春秋——记原生动物学家王家楫”。
又:发现与伍献文有关的一张老照片,1948年摄于上海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第二十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

追忆沈嘉瑞先生在水生所的日子

今年3月4日是我国甲壳动物学的奠基人沈嘉瑞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沈嘉瑞(1903,3,4-1975,12,22)先生是浙江嘉兴人,4岁丧父,小学毕业后曾在酱园当学徒,1923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在福建集美学校任生物学教员,1928年在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任助理员,开始从事甲壳动物分类学研究。1932年考取公费留英,入伦敦大学动物学系,在E·W·MacBride教授指导下研究甲壳动物,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将前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的主体、部分植物所的研究人员及北平研究院的部分研究人员等合并,于1950年在上海组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并分设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厦门海洋生物研究室。沈嘉瑞先生此时任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同时兼任厦门海洋生物研究室主任。1954年8月起为中科院动物研究室(今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无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
沈嘉瑞先生是位博学多才的专家,其研究工作涉及甲壳动物的许多方面,如蟹类、歪尾类、虾类、等足类、端足类、鳃尾类、桡足类、鳃足类等。在水生所工作的4年中,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适应水产资源开发和水生生物学研究的需要,他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自由生活与寄生的桡足类。因为在淡水中作为鱼类天然饵料的主要的浮游动物,包括原生动物、轮虫、枝角类和桡足类四大类。当时水生所有一个浮游动物组,组长是倪达书先生。倪达书先生后去主持鱼病组工作,由沈嘉瑞先生任浮游动物组组长,成员有王家楫先生、白国栋、克拉克(女,英籍)、蒋燮治、陈受忠、杨慧一(女,绘图员)。沈嘉瑞先生自己主攻桡足类,同时指导蒋燮治、陈受忠开展甲壳动物的研究工作,蒋燮治的研究方向为枝角类,陈受忠的研究方向为桡足类和介形类。1954年8月沈嘉瑞先生离开水生所后,陈受忠于同年10月去北京跟随沈嘉瑞先生继续学习至1956年3月。由于沈嘉瑞先生的悉心指导,加之蒋燮治和陈受忠的勤奋好学,教学相长的成果陆续出现。《中国动物图谱-甲壳动物-第一册》(科学出版社1962年6月第一版)即由沈嘉瑞、叶希珠、戴爱云、蒋燮治、陈受忠、董聿茂著,本册包括鳃足类、介形类和蔓足类三个亚纲,沈嘉瑞先生与蒋燮治等编写鳃足亚纲,陈受忠编写介形亚纲。惜出版时蒋燮治已被错划为“右派”,不得署名。1982年7月出第二版时才添上蒋燮治之名,然蒋燮治已于1981年去世。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湖泊调查基本知识》,该书为水生所50年代前期开展长江中下游以及淮河流域湖泊调查之经验总结,由饶钦止先生主编,其中“浮游动物”一章即由王家楫、沈嘉瑞、蒋燮治共同编写,具体是王家楫负责概论、原生动物和轮虫,沈嘉瑞负责桡足类,蒋燮治负责枝角类。
沈嘉瑞先生在水生所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却为水生生物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并培养出蒋燮治、陈受忠等人才。沈嘉瑞先生经过10多年的努力,深入进行了代表性水域的桡足类研究,完成了《中国动物志·淡水桡足类》(科学出版社,1979);蒋燮治则完成了《中国动物志·淡水枝角类》(科学出版社,1979);陈受忠在桡足类的幼体发育、枝角类的头孔研究、介形类的分类等方面多有收获,发表论文数十篇。
让我们永远缅怀沈嘉瑞先生。
(写作中得到刘建康院士、沈韫芬院士、陈受忠先生、姚勇先生的指导,参考了刘瑞玉院士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沈嘉瑞》,由张晓良执笔。)

我国第一部鱼类生态学专著——《长江鱼类》

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鱼类资源在我国各水系中最为丰盛,不仅种类多,数量也大,既有众多具有经济意义的鱼类,也有中华鲟、白鲟、胭脂鱼等国家一、二类保护动物。
关于长江流域的鱼类,1949年以前只是在分类、形态方面有些零碎的记载,至于生态和资源方面的调查研究,基本上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进行的,主持其事的就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并在1976年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鱼类生态学专著——40万字的《长江鱼类》,而实际上相关的研究工作在1955年就开始了。
水生生物研究所的鱼类组设立了“梁子湖鱼类生态调查”课题,由担任鱼类学组组长的刘建康先生负责,于1955-1957年在长江中游的梁子湖中的梁子镇上设立了工作站,进行鱼类生态学的调查研究。为保证课题的顺利开展,刘建康先生认真筹划了调查方案,精心设计了“调查表”,并印在大16开纸上,内容有调查时间、地点、鱼类种类、标本数量、性别、长度、重量、消化道内食物组成、性腺发育状况、成熟系数等,统一了调查规范,体现了系统而完整的设计思想,也为以后开展的“长江鱼类生态调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4年,水生生物研究所由上海迁至湖北省武汉市,这一年里,当水生所尚未全部搬迁到武汉时,发生了长江大洪水,陈佩薰、蒋一珪、王精豹3人来到梁子湖,准备建立野外工作站,梁子湖中有个梁子岛(即梁子镇),刚在岛上的派出所安顿下来,接到上级通知,说梁子镇有可能淹水,便赶紧撤回武汉,直至大水完全退去,才重返梁子湖,在梁子岛上建起了工作站,当时条件是很艰苦的,照明用煤油灯。水生所许多科研人员都在梁子湖工作过,从事鱼类个体生态学研究的以刘建康先生为首,有朱宁生、陈佩薰、蒋一珪、朱居宏、陈宏溪、曹文宣、朱志荣、杜金瑞、方榕乐等;从事鱼类分类学研究的有易伯鲁、褚新洛等;从事水环境、水化学研究的有王祖熊、王精豹等。这一时期的工作成绩是非常突出的,调查清楚了梁子湖共有鱼类63种,发表了15篇论文,有《梁子湖的自然环境及其渔业资源问题》(刘建康)、《梁子湖鲤鱼鳞片年轮的标志及其形成的时期》(陈佩薰)、《梁子湖中鳡鱼的食性》(朱宁生、陈宏溪)、《梁子湖湖沼学资料》(王祖熊)、《梁子湖罧业的调查》(王祖熊)、《梁子湖鳜鱼的生物学》(蒋一珪)、《梁子湖戴氏鲌的生物学研究》(陈佩薰)、《梁子湖鲫鱼的生物学研究》(陈佩薰)、《梁子湖鲤鱼的生物学》(蒋一珪、陈佩薰)、《梁子湖的团头鲂与三角鲂》(曹文宣)、《梁子湖沙鳢的生态研究》(郝天和,北大生物系教师)、《梁子湖密鲴的生物学》(朱居宏)、《梁子湖蒙古红鲌的生物学》(朱居宏)、《梁子湖乌鳢生物学的研究》(杜金瑞)、《梁子湖黄颡鱼的繁殖和食性的研究》(杜金瑞),并由朱宁生、陈佩薰、褚新洛、蒋一珪、朱居宏等着手编写《梁子湖鱼类生态调查研究报告》(未发表)。
梁子湖的鱼类生态学的调查研究为整个长江流域的鱼类生态学研究开了个好头,相关队伍随后移师长江,在1958年开展“长江鱼类生态调查”工作(包含水生生物学内容),刘建康先生再次带队,分别在长江上游的重庆木洞、中游的湖北宜昌、下游的上海崇明设立工作点。上游由曹文宣负责,参加者有李恒德、李尚志、柯薰陶、刘肖芳5人;中游由朱居宏负责,参加者有杜金瑞、刘荃瑞、沈素娟、方榕乐、王乾麟、陈嘉佑、陈受忠、林以虎、易詠兰10人(前5人做鱼类部分、中2人做藻类部分、后3人做水生动物部分);下游由陈佩薰负责,参加者有贺锡勤、谈泽秀、黄鹤年、陈荣德5人。刘建康先生则分别到3个工作点布置工作,了解进展情况。1959年除了在重庆至崇明2000余公里的长江干流上进行流动和季节性的定点的野外工作和对鄱阳湖进行了渔业考察之外,另派出工作组分赴长江各大支流进行了季节性材料的收集。此外,还分7个点开展长江中草鱼、青鱼、鲢、鳙天然产卵场的调查。1960年参加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为三峡水利枢纽建设而组织的家鱼产卵场调查大协作,由易伯鲁、陈佩薰负责,参加者有邓中粦、沈素娟、陈嘉佑、余志堂、李恒德、朱志荣、陈受忠等,还有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山东海洋学院、上海水产学院等高校的部分教师和学生,沿江6省市的有关水产单位也派人参加了调查工作。结果取得了关于产漂流性卵鱼类的胚胎发育和鱼苗资源的资料,证明了长江中草鱼、青鱼、鲢、鳙四大家鱼天然产卵场的分布除了宜昌外,在中下游也有不同大小规模的产卵场分布,为葛洲坝水利枢纽不建过鱼设施提供了科学依据。当时在上、中、下游都设了工作站,条件非常艰苦,据陈佩薰回忆,湖北宜昌古老背工作站的沈素娟是位女同志,一次为了到一个点解决问题,硬是走了半夜的夜路;而有的同志就住在渔船上。据陈受忠回忆,在湖南岳阳城陵矶设了一个工作站,由李恒德负责,参加者有朱志荣、陈受忠、李植思(武大教师),以及山东海洋学院的10余名学生,大家住在乡政府的一大间空屋内,就在地上铺一层谷壳,再铺一层稻草,铺盖自带,记得是过了春节去的,到学生们要放假了才回来。陈佩薰此时担任资源组副组长(1958年鱼类组改称资源组),她和邓中粦负责一个流动组,巡回到各个工作站检查工作进度,解决有关问题。
1961-1964年在江西湖口设站进行了连续4年的长江中游经济鱼类的生物学和渔业资源调查工作,主要分两个组,陈佩薰、胡贻智、华元渝、邓中粦等为一组,负责鱼类生长的调查研究工作;郁雪芳、沈素娟、周春生、黄根田等为一组,负责鱼类生殖的调查研究工作。
从1954-1964年,水生所众多的鱼类学工作者在长江流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最为翔实可靠的鱼类生态学资料,调查研究的结果一部分正式发表了,一部分没有发表。从1958-1959年,野外工作结束回所后,易伯鲁、陈佩薰等10余人便抓紧时间整理长江鱼类的资料,包括每一种鱼的形态特征、分布、生活习性、生殖、胚胎和胚后发育、年龄和生长、食性、经济意义等内容,初步形成了一个《长江鱼类资源》的手稿,并送给伍献文先生看,伍老看后提出还要继续补充材料,力求完善,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而被搁置起来。1971年,陈佩薰从下放劳动的湖北省南漳县回到水生所,此时的水生所已由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改称湖北省水生生物研究所(1970年-1978年6月)。陈佩薰一回到水生所,伍老就将她和曹文宣叫到自己家中,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们要分别将鱼类生态学和鱼类分类学的研究工作抓起来。陈佩薰此时担任着鱼类学研究室的学术秘书,她马上想到已搁置了12年的《长江鱼类资源》手稿。从1972年开始,花了3年时间,由陈佩薰牵头,邓中粦、郁雪芳、沈素娟等参加,重新开始了书稿的写作工作,除增加1960年以后获得的分类和生态资料外,以专著的形式,进行较为全面的内容补充,对长江的自然环境,概述了长江的地理和水文气象特征,分析了长江水质和饵料生物的状况;还增加了“长江鱼类的区系组成及生态概要”和“长江鱼类资源的保护、合理利用和增殖措施”两个章节,这些主要由陈佩薰、邓中粦分别撰写。
1976年3月,科学出版社终于出版了《长江鱼类》,书中全面描述了长江水系274种鱼类的分类、分布和生活习性,并着重介绍了50种长江经济鱼类的生态学资料,书中还有199种鱼类的图谱。由于当时正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都不能署个人名字,刘建康先生作为审稿者也如此,结果署名是湖北省水生生物研究所鱼类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在1970年-1978年6月改名湖北省水生生物研究所),当然就更谈不上稿费了。《长江鱼类》第一版仅印刷了3850册,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重印和再版。但它作为我国第一部鱼类生态学专著的地位是应该载入科学史的,它至今能仍在发挥着重要的指导和参考作用是必须正视的,它的实际主编陈佩薰及许多参与《长江鱼类资源》手稿和《长江鱼类》编写工作的专家是不应该被埋没的。
(写作中得到刘建康院士、陈佩薰先生、陈受忠先生的指导,由张晓良执笔。)

近代西方对中国生物的研究

在近代,随着生物分类学的发展,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标本资料收集工作。和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一样,他们也曾在我国各地收集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在此基础上西方的动、植物学家对我国的动植物分类区系和地理分布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构成了他们对世界动植物区系和地理分布认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这种研究对世界生物学和我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英国驻华领事官郇和(R.Swinhoe)也发表过不少关于我国兽类的文章,尤其多有我国东南沿海福州、厦门、台湾、宁波、海南等地的鹿、猴新种的描述。当然,郇和收集的标本还有许多是由在英国本土的动物学家研究的。如英国皇家医学院的弗劳尔(W.H.Flower)教授研究了他从厦门送回的白海豚。
20世纪20年代,美国动物学家哈维尔(A.B.Howell)研究了不少从我国收集的兽类,其中包括各种老鼠、松鼠、兔子和海豚。美国华盛顿国家自然博物馆另一动物学家米勒(G.S.Miller),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对我国产的兽类动物也有不少研究,海伊(G.M.Hay)送去的白鱀豚标本也是首先经他研究的。
西方人很早即开始注意我国的鱼类资源。1655年,西方就有作品精确记载了我国的鱼类42种。瑞典的奥斯贝克从我国旅行回去后所作的游记也记有中国的鱼类。自19世纪上半叶开始,西方的鱼类的分类著作记有中国鱼类渐多。
19世纪二三十年代,雷维斯在广东收集了不少鱼类标本,除他自己进行研究外,当时英国自然博物馆的馆长格雷也写过一些研究文章。1845年,英国人理查德逊(J.Richardson)根据雷维斯送回的鱼类标本和彩图撰写的《中国和日本海鱼类学报告》(Report on the ichthyology of the seas of China and Japan)是当时比较有影响的著作。19世纪下半叶,格雷之后的英自然博物馆负责人冈瑟(A.Gunther)研究过郇和、普拉特和俄国的普塔宁和贝雷佐夫斯基等人在我国长江流域和西北地区收集的许多鱼类和两栖爬行类,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和报告。此外,他还研究过一些传教士从我国东北牛庄(营口)送回的鱼类。
20世纪初,英国自然博物馆的鲍伦格(G.A.Boulenger)研究过斯特扬送回产于的我国宁波等地的淡水鱼类标本,并发表相关研究文章。而该馆的里刚(C.T.Regan)则从1904年起,曾经发表十多篇研究美国传教士格拉汉(J.Graham)从云南送去的鱼类的论文。另外,他还描述过一些英国军人,如瓦尔顿(H.T.Walton)等人从西藏拉萨等地收集的鲤科鱼类,并有数新种。
俄国人着手对我国东北鱼类的研究与其对我国这一地区的侵占同步进行。1855年,贝西列乌斯基(S.Basilewsky)发表了《中国北方鱼类志》(Ichthyographia Chinae Borealies)。他的作品记述了大量我国华北和东北的大量的鱼类。其后,迪波斯基(B.Dybowski)也于1872年发表过研究黑龙江鱼类的《已知阿莫尔地区鱼志》(Zur kenntniss der Fischfauna des Amurbeckens)一文。1876年,俄国的鱼类学家科斯勒(K.T.Kessler)描述了普热泽瓦尔斯基内蒙和青海等地收集的鱼类,还发表过一些关于中亚的鱼类研究论文。1898年,《普氏成果》第三卷的第二部分刊出了由科学院动物博物馆鱼类学收藏管理员贺增斯腾(S.Herzenstein)及尼可尔斯基(A.Nicolski)研究普热泽瓦尔斯基所收集的部分鱼类,描述了它们的形态特征和地理分布。
1904年,曾对海参崴一带的鱼类作了研究的施密特(P.S.Schmidt),刊行了《俄帝国东部海洋鱼类》(Pisces Marium Orientalium Imperii Rossici)该书记述了海参崴一带海域的鱼类。另外,沙俄彼得堡科学院的鱼类学家波格(L.S.Berg)也于本世纪初发表过一些关于我国黑龙江一带水域的鱼类学研究文章。他于1909年刊行的《阿莫尔鱼类学》(Ichthyologia Amurensis),对黑龙江及松花江和乌苏里江等支流的鱼类作了较详细的叙述。
曾长期居住在东南亚的荷兰人布里克(P.Bleeker)自1858起,对我国的鲤科鱼类的研究颇为注意。从1863至1879年间撰写了大批的文章在荷兰发表。重要的如1871年发表的《中国的鲤科鱼类论文集》(Mèmoire sur les Cyprinoides de la Chine)。20世纪20年代,瑞典斯德歌尔摩自然博物馆的伦德尔(H.Rendahl)利用馆藏的我国鱼类标本进行研究,写出不少较有价值的鱼类学论文。
19个世纪60年代,法国瑟堡的鱼类学家儒安(H.Jouan)记述过我国香港和其它地方的不少鱼类。1872年,法国驻华领事官梯尔桑特(D.de Thiersant),根据在华所见出版了《中国渔业志》。稍后,法国鱼类学家索瓦热(H.E.Sauvage)发表过数篇关于我国汕头等地鱼类的研究文章。
19世纪下半叶,奥地利维也纳自然博物馆的马丁斯(E.von Martens)、斯厅达其纳研究过一些该国一艘舰艇于1857—1859年环球旅行时,采自我国香港和上海等地的鱼类。并发表研究文章。而德国的彼德(W.C.H.Peters)于1880年前后,也记述过不少我国南方的鱼类。克莱茵堡(M.Kreyenberg)在1910年前后,记述过在华采集的一些鱼类。20世纪20年代,鱼类学家科莱(O.Koller)又研究过一些关于我国海南鱼类,发表一些论文。
美国人在对我国鱼类的研究方面更是做了大量的工作。1897年,美国的路特(C.M.Rutter)根据菲尔得(A.M.Fielde)女士的收集,记述了不少汕头的鱼类。20世纪初,美国华盛顿国家博物馆鱼类学家阿波特(J.F.Abbott),记述了美国一些士兵在天津海河收集的鱼类,包括7个新种。另一鱼类学家嘉当(D.S.Jardan)研究了一些传教士、水手等从台湾、香港、上海、天津和东北旅顺收集的鱼类标本,并发表研究文章,包括一些新种的描述。而诺曼(J.R.Norman)和澳施玛(M.Oshima)在20世纪的20年代分别研究过美国地质学家格雷格里从云南和厦门大学的赖特等人从海南及台湾采集的鱼类。
1927年,美国旧金山加里福尼亚科学院学者艾夫芒(B.W.Evermann)与我国学者寿振黄合作写了《华东的鱼类》(Fishes from eastern China)。美国费城科学院自然博物馆的福乐(H.W.Fowler)在本世纪的前三十年中,研究过不少美国人在华所采集的鱼类标本,包括蒲伯(C.H.Pope)在我国东陵、兴隆山区、安徽宁国等地采集的泥鳅、元宝鳊等一些鱼类,以及在齐鲁大学任教的贾科比在济南附近水域收集的二十多种鱼类,并发表多篇相应的研究论文。赫里(A.W.Herre),在20世纪30年代曾就我国南方的香港、广东、海南和浙江的鱼类进行研究,并发表不少论文。斯坦福大学的梅耶斯(G.S.Myers)也写过一些关于我国海南、台湾鱼类的论文。1935年,维拉德科夫(V.D.Vladykof)也研究过我国的鳅科鱼类。
美国另一鱼类学家倪科尔斯(J.T.Nichols),曾全面研究过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中亚考察队收集的中国淡水鱼类标本,并与蒲伯合作研究过我国海南的鱼类。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参考以往的研究文献,于1943年出版了《中国淡水鱼类》(The Fresh-water Fishes of China)。该书不包括东北三省和台湾的相关内容,此外,也不包括蒙古的淡水鱼类。收录的淡水鱼计25科,143个属,近600种。是一本集大成的著作。书中介绍了中国各地分布的淡水鱼类,并根据中外学者研究的结果,指出鲤科和鳅科鱼类在中国的淡水鱼类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中国当是鲤科鱼类的分化和分布中心,可能是现代分布中心。这里的鲤科鱼类不仅很多而且变种也比别的地方多,进化的程度高得多,各类型的分化也深刻得多。同时概要地介绍了区系成份特点。作者也提到一些地方如云南省的鱼类在美国自然博物馆收藏很少等缺憾。书中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存在将已知为同名的鱼分列等等,其它可商榷的地方也很多。此书是作为《中亚自然史》的第九卷出版的。
西方在华的生物学教师也不乏留心我国鱼类者。厦门大学的赖特教授研究过在鱼类进化史上有重要意义的文昌鱼。岭南大学的美国教师贺辅明也考察过华南尤其是广东的淡水渔业。
毫无疑问,西方对中国生物的研究,增进了世界生物学知识,为生物学的深入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同时也为我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一方面提供了一定的知识积累,另一方面是它对我国生物学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目睹着西方人把大量标本运到国外,进行各种科学研究;而中国人要研究自己的生物却不得不先到外国查找标本和文献。这不能不激发中国生物学家对自己应该首先研究好本国生物,并建立自己良好的生物学教学和研究机构的强烈时代使命感。 事实上,痛感落后,奋力洗刷耻辱正是我国近代科学发展非常重要的源动力。这也是本世纪上半叶我国生物学发展相对较快重要的原因之一。
我国近代生物学的重要奠基人秉志和胡先骕等人向中国科学社提出建立生物研究所的建议时指出:“海通以还,外人竞遣远征队深入国土以采集生物,虽曰致于学术,而借以探察形式,图有所不利于吾国者亦颇有其人。传曰,货恶其弃于地也,而况慢藏诲盗,启强暴觊觎之心。则生物学之研究,不容或缓焉。且生物之研治,直探造化之奥秘,不拘于功利,而人群之福利实攸系之。进化说兴,举世震耀,而推许之生物学。盖致用属于力学,譬若江河,发于源泉,本源不远,虽流不长。向使以是而启厉学之风,惟悴致于学术是尚,则造福家国,宁有涯际。至于资学致用,进而治菌虫药物,明康强卫生之理,免瘟皇疫疠之灾,尤其余事焉。”表明当时人们对西方人在华的生物活动有很深刻的认识,由此感受到成立自己的生物研究机构的迫切性。
当然,西方人在我国采集生物标本带回去研究,对我国生物学的发展的负面影响也是很明显的。这首先是许多生物的种类都是西方各国先研究的,大量的模式标本都在西方各大研究机构,中国学者要研究、鉴定各种物种时要查对标本非常困难。这始终是我国分类学工作者颇感头疼的一个问题。与此相类似的是原始文献。也就是中国学者在研究一些生物种类时,常常遇到国内缺乏原始文献,原始文献分散在西方各国,很难查找、收集这样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众所周知,没有原始文献,要进行物种鉴别和分类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就是原始文献杂乱、繁多也给我国学者的研究造成了很多麻烦。
此外,一些西方人在命名中国的生物时,受当时所具有的标本不足,资料积累有限和自己学识诸因素的影响,加上有些人缺乏严谨的科学态度,在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随意定名新种。象瑞典的伦德尔(H.Rendahl)在研究中国的鱼类时,因未仔细查阅欧洲所收藏的相关模式鱼类标本,因此存在不少牵强附会之处,尤以蛇鮈属(Saurogobio)方面的研究最为突出。
也许更令我国生物学工作者伤脑筋的是,西方各国在19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在我国采的大批生物标本中有相当部分是相同的新种,但由于研究的专家属不同的国家,他们各自按自己的意愿命名这些新种,从而造成同物异名的现象。
编辑附言:以上文字摘自《近代西方对中国生物的研究》,作者:罗桂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原载中国科技史料,1999(1)。全文27000字。此处仅摘录涉及鱼类、鲸类的部分文字,其内容虽非直接与水生所所史有关,但仍可从中体会到水生所王家楫、伍献文、饶钦止等老一辈科学家早年从事分类学研究之时代背景,故放入“所史回顾”栏目。文中提及的厦门大学赖特教授,即S.F.Light,伍献文院士早年在厦门大学求学期间曾得其指导。罗桂环在文章脚注中亦曾注明有关内容引自伍献文《三十年来之中国鱼类学》,科学,1948,30(9)。又,罗桂环在其《近代西方人对武夷山的生物学考察》一文中曾写道:“一方面我们国家被迫对外开放后,西方人逐渐可以随心所欲地到想去的地方旅行,收集他们想要的东西。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近代生物学发达早,对在全世界范围内收集标本扩充知识充满兴趣。当然就具体的收集者而言,他们也体现出当时英国商人特有的精明和冒险精神;法国传教士特有的机敏和顽强;美国人善于利用金钱雇人为我所用的特点。”

风雨长江五十载

在撰写《我国第一部鱼类生态学专著——〈长江鱼类〉》(见《水生所简报》2002年第5期)一文的过程中,我多次向陈佩薰研究员请教。她在回忆往事时曾感慨地说,她有幸遇到了三位好老师。说来也巧,这三位老师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之间又都有师承关系,而且都在水生所工作过。
1950年,陈佩薰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批大学生从武昌华中大学(今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并被分配到湖南湘雅医学院,因病休息了一年,后被重新分配到湖北农学院植保系,跟随一位教昆虫学的讲师作助教。不久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伍献文先生到湖北来招人从事科学研究,相中了陈佩薰。于是1952年陈佩薰便来到位于上海的中科院水生所,跟随秉志先生学习鱼类解剖学。所以当以后陈佩薰在科学研究中不断成长,做出成绩时,伍献文先生非常高兴,还对陈佩薰说:“你当年还是我招到上海来的呢。”而陈佩薰也一直视伍献文先生为自己走上科研之路的引路人。秉志先生乃是中国近代生物学的一代宗师,1921年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生物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生物系,伍献文先生就是在这里跟随秉志先生学习的。1955年,秉志先生和伍献文先生一起被选聘为首批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一段师生佳话。如果再往上溯,他们两位在1948年就被选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了。在跟随秉志先生学习期间,陈佩薰非常认真,逐渐掌握了鱼类解剖学的基本知识,以致熟练到一条鱼在水中煮散了架,她都能将骨架拼拢起来。
当时水生所在青岛、厦门设立了两个海洋生物研究室(前者后来发展为中科院青岛海洋研究所),在江苏太湖设立了淡水生物研究室,伍献文先生是副所长并兼任淡水生物研究室。陈佩薰后来又跟随伍献文先生和刘建康先生到太湖,学习鱼类学。刘建康先生1939年就跟随伍献文先生做研究生,后于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自然又是另一段师生佳话。到了太湖,伍献文先生首先给陈佩薰一本英文版的《鱼类学》,要求她认真研读。陈佩薰回忆说:“我跟随三位先生不仅学习到扎实的科研业务知识,他们正直的为人、严谨的治学态度也一直是我的楷模。”
1954年,水生所由上海迁至湖北省武汉市。水生所的鱼类组设立了“梁子湖鱼类生态调查”课题,由担任鱼类学组组长的刘建康先生负责,于1955-1957年在长江中游的梁子湖中的梁子镇上设立了工作站,进行鱼类生态学的调查研究。水生所许多科研人员都在梁子湖工作过,刘建康先生常对大家说,科学研究不要跟在别人后面走,要创新,要认真,要有头有尾。陈佩薰在梁子湖工作期间,跟随刘建康先生做鱼类个体生态学的研究,后发表了《梁子湖鲤鱼鳞片年轮的标志及其形成的时期》、《梁子湖戴氏鲌的生物学研究》、《梁子湖鲫鱼的生物学研究》、《梁子湖鲤鱼的生物学》(与蒋一珪合作)4篇论文。《梁子湖鲤鱼鳞片年轮的标志及其形成的时期》是陈佩薰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她在文中首次提出鲤科鱼类鳞片环纹切割现象作为年轮特征,以及生殖轮与年轮相吻合的观点。她所确定的这种鉴定鱼类年龄的方法和标准以后一直为水产工作者和鱼类学工作者所沿用。1956年水生所成立了首届学术委员会,在举行学术报告会时,陈佩薰作为青年科研人员的代表报告了《梁子湖鲤鱼鳞片年轮的标志及其形成的时期》,翌日的《湖北日报》还作了报道。
1958年,刘建康先生再次带队开展“长江鱼类生态调查”工作,并分别在长江上游的重庆木洞、中游的湖北宜昌、下游的上海崇明设立3个工作点,其中下游工作点由陈佩薰负责。1960年,陈佩薰和易伯鲁先生共同负责,组织参加了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为三峡水利枢纽建设而组织的家鱼产卵场调查大协作。工作结束后,作出一个结论:葛洲坝水利工程可以不建过鱼设施。这个科学建议被国家采纳,节约了数千万元的投资。1961-1964年在江西湖口设站进行了连续4年的长江中游经济鱼类的生物学和渔业资源调查工作,主要分两个组,陈佩薰负责一个组,开展长江经济鱼类生长的调查研究工作。
从1954-1964年,水生所众多的鱼类学工作者在长江流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取得了最为翔实可靠的鱼类生态学资料,调查研究的结果一部分正式发表了,一部分没有发表。从1958-1959年,野外工作结束回所后,易伯鲁、陈佩薰等10余人便抓紧时间整理长江鱼类的资料,包括每一种鱼的形态特征、分布、生活习性、生殖、胚胎和胚后发育、年龄和生长、食性、经济意义等内容,初步形成了一个《长江鱼类资源》的手稿,并送给伍献文先生看,他看后提出还要继续补充材料,力求完善,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而被搁置起来。1971年,陈佩薰从下放劳动的湖北省南漳县回到水生所。陈佩薰一回到水生所,伍献文先生就将她和曹文宣叫到自己家中,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们要分别将鱼类生态学和鱼类分类学的研究工作抓起来。陈佩薰此时担任着鱼类学研究室的学术秘书,她马上想到已搁置了12年的《长江鱼类资源》手稿。从1972年开始,花了3年时间,由陈佩薰牵头,组织一批同志重新开始了书稿的写作工作,到1976年3月,终于出版了《长江鱼类》。由于当时正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出书都不能署个人名字,但它的实际主编陈佩薰及许多参与《长江鱼类资源》手稿和《长江鱼类》编写工作的专家是不应该被埋没的。1978年,陈佩薰主持的“长江鱼类资源调查和开发利用”的研究项目获得了湖北省科学大会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
1978年,国家要求水生所承担“白鱀豚生物学及其物种保护”的研究任务,谁来挂帅呢?担子摆在了陈佩薰面前。这对已经51岁的陈佩薰来说又是一个新的考验。在鱼类学领域奋斗了20多年,突然要转到几乎完全陌生的鲸类学领域,这是有相当压力的;自己也不再是当年在梁子湖的年轻人了,精神和体力则是又一个压力。但动力也是巨大的,白鱀豚是只生活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淡水鲸类,具有重要的科研价值,能够承担白鱀豚的物种保护和繁衍研究工作,不仅有挑战性,而且也是非常光荣的。
陈佩薰对于长江中的鱼类可谓是了如指掌,可对于白鱀豚这种水生哺乳动物,却还比较陌生,不过一张白纸正好绘出最美最好的图画。她又来到了长江,和年轻的助手们一起考察白鱀豚的分布区域、活动规律和生活习性,依然保持着20多年前在长江上奔波的劲头。
1980年1月,水生所迎来了一位小“客人”—— 一头体重36.5公斤、体长1.47米的幼年雄性白鱀豚,科学家们给它取名“淇淇”。“淇淇”是被渔民误捕的,头颈部有两个直径4厘米、深8厘米的伤口。白鱀豚不能离开水生活,外伤药物遇水则溶,给治疗增加了难度。陈佩薰和同事们日夜守护着“淇淇”,探索采用“中西医结合、干湿治结合”的方法,给“淇淇”做了一件小背心,用中国传统的云南白药涂抹患处,解决了药物溶于水的难题。此外,还将内服药物与食物一起喂,4个月后,“淇淇”的伤口终于痊愈。当年7月,陈佩薰被特邀参加在英国召开的国际捕鲸委员会第31届年会,并在会上作了《中国白鱀豚的研究》报告,带去的一盘关于白鱀豚的录像资料应其他各国代表的要求连放3遍,使得我国鲸类研究工作首次与国际同行交流。
水生所在离所本部6公里处建立了白鱀豚研究基地,开头几年条件非常艰苦,全是土路,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建筑工人留下的工棚便是临时的实验室和宿舍,大家以苦为乐,工作热情都很高。陈佩薰的学生王丁回忆说,我是1982年到水生所工作的,那时陈佩薰老师已经55岁了,又是位女同志,也和我们小伙子一样骑着自行车在所本部和基地之间来回跑。
1986年3月,水生所首次采用科学方法在长江成功捕捉到2头活体白鱀豚;这年10月,鉴于水生所在白鱀豚研究方面的出色工作在国内外引起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委员会鲸类专家组发起、中科院水生所组织的世界首届“淡水豚类生物学及物种保护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IUCN)鲸类专家组的组长Perrin博士主持会议。会上来自10多个国家的数十名鲸类专家纷纷向陈佩薰表示敬意,因为他们一致认为,虽然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鲸类学研究起步较晚,但水生所对白鱀豚的研究是所有淡水豚中做得最好的。会后,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立即将白鱀豚列入保护级别最高一级的“濒危种”,而在此之前仅列为“情况不明种”;陈佩薰也担任了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委员会鲸类专家组的成员,在更高层面上与国际同行共同探讨保护包括白鱀豚在内的珍稀鲸类动物。
在陈佩薰和她的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白鱀豚饲养生物学研究”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1987年),“白鱀豚的物种现状及物种保护”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988年)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89年),“三峡工程对长江及沿岸水域生态的影响及其对策的研究”(陈佩薰承担其中“三峡工程对白鱀豚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部分)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1995年);1992年,一座集驯养、繁殖、保护、研究、科普于一体的现代化的白鱀豚馆在水生所建成;而从1980年1月至今一直生活在水生所白鱀豚馆的白鱀豚“淇淇”,更成为我国积极开展野生动物保护行动的一面旗帜。20余年来,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都非常关心白鱀豚的保护工作,大力宣传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意义。白鱀豚两次登上邮票画面,多次成为体育赛事和文化活动的吉祥物。1996年12月,我国第一个以水生动物为保护对象的基金会——武汉白鱀豚保护基金会正式成立。1997年,白鱀豚又成为农业部设立的中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标志徽图案的主体。而这一切无不凝聚着陈佩薰和她的同事们的心血,2000年1月在白鱀豚人工饲养20周年之际,陈佩薰特意和“淇淇”在一起合影。确实,她科研生涯的后半截已经与白鱀豚密不可分了。
既是鱼类学家、又是鲸类学家的陈佩薰在近50年的科研生涯中,发表了45篇学术论文;领衔主编了3本专著,其中1976年3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长江鱼类》是我国第一部鱼类生态学专著,同时又是陈佩薰科研生涯前半截的一个总结。而1997年3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白鱀豚生物学及饲养与保护》则是国际上第一本专门论述一种鲸类的研究专著,同时又为陈佩薰后半截的科研生涯划了个句号。
在从事鲸类学研究中,陈佩薰深感自己作为一名科学家,在保护珍稀野生动物——保护环境——保护地球的宣传普及上,有着与科学研究相同的责任。她设想编著3本面向不同读者层次的书,《白鱀豚生物学及饲养与保护》是面向从事动物学、水生生物学、野生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的科研、教学人员的高级读物。1992年出版的《稀世珍宝——白鱀豚》(英、日文版)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中级科普著作。1996年,陈佩薰还与一位美术工作者合作,出版了连环画《白鱀豚淇淇的故事》,成为少年儿童的科普读物。
今年已经75岁的陈佩薰现在正在做一件事,就是将她所有发表的单篇学术论文汇集起来,编辑成一本书,书中还有多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她还准备写一篇自传放在书中。当然这本书是非卖品,陈佩薰计划只印10本。因为无论是从事鱼类研究还是鲸类研究,她始终没有离开长江,所以她拟的好几个书名中有一个是“风雨长江五十载”,被我借来做了本文的标题。